娘爱如帚
来源：作者：聂孝明时间：2013-09-15热度：0次
写母亲的文章越多，写作的人越费力不讨好；读者不爱看，编辑见了头痛；那为什么还有人写？两个字，恩人。
母亲活着的时候，从来不打我。
那年，母亲上街买东西，叫我一个人看家。并一再嘱咐我，别走。她一会就回来。
母亲从来没这么专注地跟我说话。她那双眼睛本来不大可那天又黑又圆。直直地对视着一个六岁多的小嘎子。那时，我虽然不晓得信任这个词，但我心里热乎乎的。我决心不出走，好好看家。
小嘎子呆不住，母亲上街走后，我在屋里四处撒目，寻找玩的东西。
箱盖上鲁字壶进入了我的视线。我把鸡毛掸子调过来，栓了个布条当鞭子。玉米秸秆哪凹凸不平的炕席上，鲁字壶盖栽栽歪歪地旋转。突然，啪的一鞭子，抽歪了，把阄抽掉了。阄盖分离，还各自晃了几下才灭。我的心跟着鼠迷了。
为了掩盖‘罪行’，我把阄盖偷偷地扣上，只要能熬过那天，日后就不承认，家里孩子那么多，非得是我弄的？
当我的算盘还没打完，窘劲还没过去，门“吱扭”一声开了。母亲背个兜子，进来了。
我脸红红地倒背着手看着母亲。母亲环视了一下四周，很是满意。屋中陈设如初，东西一样不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靥。
小嘎子心里装不住事，况且，我那惹事的鞭子还没来得及伪装。母亲从我游移不定的目光中发现了鲁字壶。她走到跟前往起一拿，露馅了。
我极为不安地等待母亲的惩罚?？赡盖撞坏淮蛭?，还和刚下班的父亲说：“你看小明挺奸那！把鲁字壶阄抽掉了，还偷偷地给扣上了?！备盖着ね房纯次?，什么也没说，干别的事去了。
我当时茫然了，犯了那么大的错，她怎么不但没打我，也没骂我！
母亲真好！我从内心感激母亲！
兄弟姊妹当中，我最笨。8岁上学查不来100个数！
二年级时爱逃学。其实，我逃学是有原因的。我班有两个臭小蛋子。是留级生长得又高又大。每天课余时间都和我打架。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是高丽棒子朝鲜人，叫朴永健。一打仗就突然发动进攻。用脑袋往我脑袋上撞。撞一下很痛。我小时候，长得高，木讷老实不打仗。孟宪振还帮狗吃食。用黑板擦往我脑袋上砸，都是凶狠的小崽子。不然，过去几十年了，我还清晰如昨地记得他们的大名。
他们最膈应人的地方，就是太黏糊，没完没了。用大人的话说，就是欺负人。天天见了天天打，每次我都吃亏。我是既不屈服又不讨好他们，又不去告诉老师。打还打不过他们。我选择了不该选择的逃避。
朝阳川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一个较大的镇。光“供销社”就有好几处。
早晨和学生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和大帮哄回来。
好，这种生活自由自在，无人打无人骂，简直太爽快了！
后来，我逃学的队伍壮大了。又加入了我下一届的两个小学生。一个叫顾玉起，一个叫卞宗泽?；辜堑帽咦谠笏枋巧蕉?。家属们笑她发音不正，管卞宗泽叫卞东逮。重复好几遍也读不准，引来一片笑声。
这两个小尾巴，像狗一样忠诚听话。我走哪他们跟哪，我尝到了做“司令”的伟大。三个人的小团队，像耗子一样在大街小巷中躲躲闪闪偷偷摸摸地行动。
车站那有个大下坡，我们在那每天拣好多好多的纸，叠pia ji。
有时，我们溜上店。在柜台之间的缝隙中发现“钢镚”。就用小棍扒拉出来。那时的钱，很实。一分钱，能卖一斤角瓜。三分钱，能买一斤西红柿。偶尔，买几个梨或几个杏，平分秋色。
那段岁月，过的有如神仙般滋润。我仨一晃逃学有20多天！
突然，有一天，东窗事发。母亲把我堵在家里，一顿暴打。笤帚疙瘩，像鞭子一样在我头上挥舞。脑袋、屁股、手脚、得哪打哪，打的我遍体鳞伤。
当时，我那股恨那！母亲的眼睛怎么突然变得跟狼一样三角眼？我心里暗下决心，幻想有朝一日非杀了她不可！
当天晚上，我跑到“公社”门前的杏树上猫起来。杏树上枝繁叶茂，谁也找不到我。那天晚上“公社”正在演露天电影。
我在树上呆的时间一长，就觉得“硌得慌”，趁人多的时候，悄悄下来，躲在“公社”大楞垛”中的一个大空筒子里。
电影散了，人们三三俩俩地离去。我一个人好孤单。
“小明?。⌒∶?！……小明?。】旎丶?！”远处传来了大姐那杜鹃吐血的呼喊声。我鼻子一酸，眼里止不住流下来委屈倔强的泪水。我明明听到了大姐的呼喊，却偏偏不出来。以示抗拒。
姐姐的喊声渐行渐远，当听不到姐姐的呼唤时，我害怕了。天越来越黑，大树筒子里照样“硌得慌”。这个时候，家里的火炕格外诱人，可那温暖的世界，以不再属于我！
我想到了家里的猪圈，猪杀了，里边还有草。离家近，还安全。
我蹑手蹑脚地潜回。见到了那干爽的猪草，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小小的猪窝太好了。那股平时难闻的猪圈味，闻着也觉得亲切。我把猪草摆弄一下，躺下一会就睡着了。
睡梦中耳边隐隐地听到有人扒拉我，叫我。又是大姐。
我说：“不回去！回去还得挨揍?！?BR> “不能！我保证。”大姐说。
家里人都没睡。母亲又剜了我两眼，眼神如钩带刺。全家人都开始捂被。
从那以后，转过年，我家搬到黑龙江伊春弹丸之地的白林居住，再也没敢逃学，就是连想都不敢想一次。
我家孩子多，都省心。就我总给家里添麻烦。
二十多岁那年，赶上小青年空虚的年月，我曾打坏过两个人。一个是用铁锹把人的脑袋开瓢；一个是用改锥，把人的脑袋打出了卤子。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罚了款，还蹲了笆篱子。
打仗无常胜，试问天下，那个常打仗的没挨过揍？自己曾被几个人算计，用菜刀把脑袋“叫”开了。
母亲去世那年，我正蹲笆篱子出来不久。心怀内疚，为了表示对母亲的谢罪。在招待送葬的人们当中，我是最辛苦的一个！别人都上桌吃饭喝酒，我照顾完方方面面后，灰头土脸地才扒拉一口饭。
事后，父亲单独地找到我，对我作为提出表扬。二哥事后也认真地对我说：“你表现得不错?！彼窍Ｍ已Ш茫蝗鞘?，不给家里添乱。
自那以后，国家形式出现好转，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看不学习没有出路。青年点的人都在梦乡里，我的床前还点着一盏煤油灯。青年们第二天嘲笑我是“黑驴圣”“煤黑子”。
后来，200来人的青年点只考取了两名技校生外，我是唯一的一名师范生。给家争了光，给青年点添了彩。现在，我还是市级业余作家。要没有母亲当年那顿恶毒的鞭帚，也许没有我现在的人生。
当我们兄弟姊妹给母亲上坟的时候，我对母亲默默地说：您老人家放心吧！你那逃学打仗的三儿子，再也不给您惹祸了！可惜，这些母亲再也看不到了！ (编辑：作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