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永恒的春天
来源：作者：王永刚时间：2014-11-08热度：0次
追寻永恒的春天
-----汉武大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一
有人说，在西安，你随便一镢头挖下去，便是秦砖汉瓦，尽管有点夸张，但是，作为历史上十三朝都城的西安，确实是历史遗迹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不，在时政当局对唐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进行成功开发后，近期，对位于西安市西北角的汉长安城遗址开发又紧锣密鼓的展开了，按照当局规划的初衷，希望在此展现两汉400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璀璨成就。当然，开发性?；ひ胖芬彩遣蝗莼乇艿氖率担蘅珊穹?。
汉长安城遗址的中心景观汉城湖边，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湖中成群的五彩金鱼自由畅快，与水面上觅食的鸭子却互不相扰，让人感受着自然的和谐与神奇，最引人注目的是湖边那一尊雄浑的雕像，碑刻记载：汉武大帝，内尊儒家，外御匈奴，成就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历史功绩彪柄史册。雕像一手握剑，旨在攘外，一掌向下，喻意抚民，气势恢宏。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曾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将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气有作为的帝王囊括其中，当然，《沁园春·雪》作为艺术作品，不可能将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全部纳入其中，但也基本反映了一定的史实，成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基本通用的一个标准。诗中的汉武即指汉武大帝---刘彻。
二
如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中国古代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可是，汉武帝刘彻在五十四年御征期间，文治武功，使大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汉声威远播天下，国势达到了顶峰，这是一段最不能重复的历史。中华民族最大的一个民族---汉族也是至那时开始，成为华夏大地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两千年来未曾更改，可见汉武影响之深远，但是，影响深远的又何止于此！
史不厌详。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那个让当时天下为之颤抖的汉武帝时代，看看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汉武帝即位的稍前时候，其祖辈、父辈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得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不可食”，可谓前所未有的盛世了，这即是被后世史学家所称颂的“文景之治”。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为汉武帝实施文治武功打下了基础。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时年只有16岁的刘彻继续皇位，汉代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武帝登基以后，少年血气，他认为与匈奴和亲实为外交耻辱，断然采取了强硬政策，攻伐四野，最终在其登基的第二十年，由名将卫青、霍去病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主力，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大胜利，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在东北，他派兵灭了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并置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随便提及一句，“夜郎自大”成语也即出自此期间），在西南先后设立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内政上，汉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从而从思想上让全民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把汉帝国拉回到了高度集权的轨道上。战争是需要强大国力作为支撑，在“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兵连而不解”的情况下，文景两帝留下的充沛国库被消耗一空，中央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为了针对这一状况，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依靠桑弘羊的治理，分别从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推行了严密整体配套的体制改革，打造了一个高效、严酷的国营经济体系，特别是将涉及国计民生的盐、铁及后来追加的酿酒都纳入官府垄断经营，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而且直接进入到了制造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一严密的商业体系建成后，在桑弘羊的倾力推行下，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的物资流通，其成效在短期内就快速的显现出来，在一年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大增。史载，两大中央粮库---太仓和甘泉仓就装满了粮食。增加的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国威大增基础具备。
三
如同一个硬币具有其两个面一样，汉武大帝通过一系列强硬的内政外交及经济政策，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汉帝国，也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于国家统治层面上来说，他足可以称得上有作为的皇帝，他任用了桑弘羊、东郭咸阳及孔仅等商人出身的人来治理国家，“以商治商”，短期内依靠强大严酷的刑罚，使得国营经济体系繁荣昌盛，如他所愿，国强成为事实，四夷归附，基本消除了汉以来以“和亲”政策换得边境平安的尴尬局面，后世几个大一统王朝均以汉武帝时期的版图为基础，小于其版图的均不能称为统一的中国，这一点可谓彪柄千秋。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自秦统一后，因其执行苛政而很快被汉所替代，汉朝初期的统治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的郡县制，同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汉高祖刘邦、文帝、景帝均在形式上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放松对山林矿藏的专营，工商业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一阶段，被史学家们称为“商人的自由时代”，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进而影响到中央权威和统治的稳定，为此，上层便陆续采取了“削蕃”，上下矛盾最终不可调和，一代名相晁错被腰斩并未阻止“七国之乱”，最终以国家镇压取得胜利而收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登上历史的舞台，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并在其在位五十四年中，达到极点；特别是其统一国民思想的手段，耐人寻味，秦始皇统一思想不让人民读书，“焚书坑儒”，为他获得了暴君这一无可争议的称号，而汉武帝则是让人民只读一种书，并利用利禄引诱，结果是，秦始皇失败了，而汉武帝成功了。
从地域上来看，自周以来，西安周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以及季侯风所带来的丰沛雨量，和时而润泽大地，这无疑是农业社会最为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同时也观察到，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分割成两半，纤细的黄土夹杂在黄河的流水中，经常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且其枯水期与丰水期水量的幅度变化又大，潜在的?；６窕踩嗣竦陌踩?。这一客观原因，使得必须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能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然，其中自然包含统治者的政治安全。应当说，强有力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历史和地理发展极有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说只有一统，才能安定。完成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历史重任终于在公元前141年落到了刘彻的肩上，他和他的近臣将“儒家思想”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并注重农桑，袭用法家的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民间纪律，呈现了“内法外儒”的治理构架，“强汉”由此而生，延续百年，民生相对安定。即使过了两千年多年，时至今日这一地理上的特质仍未改观，我们经?；岽用教宓弥戏揭虮┯昀猿稍?，而北方却因干旱田野裂谷物枯，南方抗洪抢险，北方抗旱祈雨，都是忙的不亦乐乎，天灾危及民生，事关社稷稳定，如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民生之疾苦可想而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个时候所发挥出来的效应，应视为硬币其光鲜的一面。
不容我们回避的是，硬币也有其粗糙的一面。
汉武帝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国民思想，并对民诱之以利禄，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中华文明史上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止，全民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成为以后各朝各代的治国者竞相采用的不二法宝，思想之禁锢至此遗害数千年。
汉武帝任命商人出身的东郭咸阳、孔仅及桑弘羊，尽管国营垄断的政策为国家财政和中央集权显示出了它的效能，但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却非武帝自己所能想到。在实施盐铁专营的过程中孔仅等人利有主持之便，在制造的专场环节上安插自己的亲信，上下其手，从中牟利，即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善于制订秩序，但他自己则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出现了吏治混乱的局面，而且，国营经济的官商化及权贵化的特征似乎是与生俱来，国营化的低效率和低质量弊端也清晰的呈现出来，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国营垄断企业自从诞生的那天起，这一弊端特性就如一毒瘤顽疾，顽强的附着在国营企业的躯体上，历经千年而不能根除，时至今日仍让人难以释怀。
还有一个至今想起来都会让我们颤栗不已的事情。汉武帝在位期间，颁布了“算缗令”（实质是向中产阶段征收资产税，最高可达百分之十），由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他遂辅之一项“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大乱。他还对该政策有异议的时任大农令颜异以“腹诽”的罪名处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表情不驯而被处死的案例。当然，执行这两个法令那自是少不了酷吏的落实。这两个法令的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行“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同时由于民众在“皇恩浩荡”下，社会财富观念空前激荡，史载：自此以后，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就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这也是自宋明之后，早慧的华夏文明滞步不前，从而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近百年遭受外强奴役与屈辱。正是由于这一极深的历史渊源，自此，就不难明白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人群为什么是在中国了。
政府垄断专营，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必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资源，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中饱私囊，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屡见不鲜，官商勾结蚀腐国家的大案，无一例外的发生在“顶层”?！耙陨讨紊獭币彩侵梁何涞鄯⒚骱螅笫澜杂栊Х?，并深谙其精髓，在权贵经济"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这种强力的压迫下，那些有才智和经营天赋的商人们，即使他们富可敌国，但仍无可奈何的成为权贵经济附庸，秦汉以后，历代的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贵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晚清时期，尽管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运动派试图自强，力图振兴民族工业，抵御外侮，但因其始终脱离不了“官办私营”这一致命的弱点，所谓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盛怀宣都可称是巨商，但无一不是官商勾结的实例，也就是说，自洋务运动开始时就埋下的失败的种子，最终在鸦片战、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是注定的。更令人可笑的是，后世竟有“经商当学胡雪岩”的说法，应该说这是商业屈服于权贵经济的无奈叹息而已。最有代表性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院、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后又获得欧柏林大学荣誉博士的孔祥熙，把他们学到最先近的金融教育知识和高超的财政技巧相结合，精巧的运用国家政权及国家金融工具，明抢暗夺，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实际比强盗还具备杀伤力，将官商勾结发展到了极致，从而给本已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毁灭性的打击，然宋子文却被《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的全球首富，在那个战火纷纷、民不聊生的年代，这显然是一个是对中华民族莫大的侮辱；曾为国民党参政议员的傅斯年，就曾忧心忡忡的疾呼：“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尽管在傅的严厉抨击下，孔、宋子文先后都辞职，但因官商勾结、大肆敛财、中饱私馕彻底毁坏了国民党立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意外，此后两年多时间，共产党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短命的蒋家王朝赶出大陆。追古思今，这应为我们后世人所警惕??！
四
本无意褒贬汉武大帝这样一个大题材的一代帝王，其牵涉之多，就连众多的著名史学家也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有时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比如对司马迁竟处之以宫刑，史称其是为降将李陵辩护而招致其震怒，其更为深层的背景也许是司马迁所写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惹怒了汉武帝才招致祸端，李陵案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还有竟以“腹诽”之罪处死当时的大农令，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如此嗜杀猜忌无度，如何却没有受到过多的谴责？他以长远的眼光设计，内尊儒家，外御匈奴，又用精到的手腕设计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须的种种理念和步骤，不断地努力企图实现他超过匹夫所敢于想象的计谋，最终四夷归附，奠定后世为模板的统一帝国的版图，我们又何不加以仰慕，同时也为他的不折不挠所感动。尽管前文中对汉武帝所施行的有些政策产生的影响及其流弊进行过阐述，但实质上，刘彻及其近臣未必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当时的作为于后世产生的流弊，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因为，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我们不能要求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如此这样，统一集权便成为伪命题，如前文所述，如此辽阔疆域，资源分配不均，为求生存，战乱将始终伴随，民不聊生将成常态；但同时，他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铁面无私，他必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暧昧，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艰难徘徊，维护他的威权和气魄。
汉武帝在位时还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位名叫卜式的御史，是他非常宠信的大臣，但他却一直反对国营化政策，并一再提出反对意见，终于被汉武帝免去了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这位养羊出身的商人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让大臣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卜式献上的计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铁锅里煮了，老天就会下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书没有记载武帝看到这份奏章时是怎样的表情。当然，弘羊也并没有煮熟，这一点，与其父亲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而腰斩晁错以代过相比，可称得上明君。与之同时，他也似乎从卜式的极端仇视弘羊的奏章中看到了国营垄断造成国强民贫的后遗症，并在自己68岁的时候，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做出的行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有伤百姓，让天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武帝早年雄才伟略，不可一世，时至暮年，能有这份清醒并勇于承担责任，黯然罪己，而不斩杀曾为其冲锋陷阵的近臣为己代过，在中国历史的皇帝中，可谓堂堂汉子。也正是这一个自我批评与检讨，汉武帝晚期虽然出现了秦朝灭亡时的迹象，不过却因其趋于宽松的中央政策，民间稍得喘息，避免了更大的动荡，侥幸的避免了汉代在他在位时灭亡的后果。这也是其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这五位被后世称为有作为的皇帝中，秦始皇从未统率三军，而汉武帝也仅于公元前110年巡视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战场，但其在征伐时则亲自作全盘谋划，决定用兵的战斗序列，分配每一路军的人员马匹，称其两位为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谋略家、人力资源专家应不为过。这应为我们后世人所借鉴而为之。
为此，似乎可以这样来评说汉武大帝----他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承担了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使命，并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强有力措施，并最终得以实现；但同时，皇权至上思维也天生赋予他也有高度的自负和自我偏执的个性，从而也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
五
让我们再花费一点时间来归纳一下本文的核心思想与可能并不成熟的观点。
在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两年后，时年70岁的武帝郁郁而终。他所遗留下位置，没有人能接替，他刚一去世，时局主政的外戚大将军霍光利用从朝延到民间对国营化政策的反对情绪，在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清洗与他同列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的桑弘羊。此辩论会所有言论被收录到《盐铁论》这部奇书中，这是人们自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后，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人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了集权之苦。辩论会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集权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毕现无遗。尽管在辩论会上，以霍光为代表的群儒气势汹汹提出反对国有专营，但是，面对桑弘羊一再提出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不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国有专营来解决财政困难，还有其它好的办法这一质问，群儒始终不敢直面，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与其说是一次清洗桑弘羊的设局，但其本质却是让其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宣传。由于时政当局也面临着桑弘羊所提出的如何解决必需的战争开支、增加国家财政而不增加赋税和徭役和有效化解地方割据景象这三大难题，故这场为检讨和清洗而设局的辩论会无功而返，最终只是象征性的取消了酒类的专营而草草收场。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与治国层面上的先天不足在此具一呈现，并且在随后的两千年里，都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让人叹息。
更让人感伤的是：霍光还是没有放过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他以参与谋反的罪名抓捕了时年已75岁的桑弘羊，并处以灭族的酷刑，前代的理财与治理能臣总是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以血腥的方式谢幕，这似乎在中国历史上已成宿命。
武帝开创是中央集权最为严厉的模式，其采用的相关措施在他后来的朝代更替中几乎都被各代君王所模仿，这些措施或明或暗，如鬼魅的影子，几乎表层上都言厌之弃之，但实质上则喜之用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及他们所在的阶层是这一措施最大的得益群体。这种措施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处于低效率的动行状态之中，民间或地方的创新力严重不足，社会财富的增量更多的体现在流通或金融领域，稍有积蓄的商人就把目光转向奢侈品消费；但我们清楚的知道，实业领域创造的社会财富，才真正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实现民富国强。
武帝已逝，弘羊被诛，盛世与流弊，任由世人评。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亦然，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于这一可怕的逻辑之中；广袤国疆、人口众多、天灾频繁、中央集权、国防财政需要，这些2000多年前冰冷的摆在霍光等儒生面前的桑弘羊的设问，至今仍然冰冷的摆在全中国人的面前。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如何正确的把握政府在市场中的位置，作出适当的制度性设计与安排，对权力进行限制，摒弃政权对经济的控制这一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首要课题。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愿我们在冷静中，寻找出真理的入口。 (编辑：作家网)
